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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中国历史交通信号灯上


  世界上人人都熟悉红灯、绿灯、黄灯这三个交通信号灯及其功能。这三个灯的功能终反映在两项法律规则上:

  一是,“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全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高度“一致性”,是因为这一规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据说,红光的波长比绿光的波长要长得多,人们在很远的距离就能发现红灯的提示。红灯的安全性提示要比绿灯的提醒有效得多。

  二是,设置黄灯作为红灯与绿灯之间的过渡灯。据说,世界上早只有两个灯,即红灯和绿灯,并规定绿灯允许车辆通行,红灯禁止车辆通行。是一位华人在美国向当地政府建议增设一个黄灯作为绿灯与红灯之间的过渡灯。理由是:当车辆在绿灯状态下行驶时,突然出现红灯,驾车者无法紧急刹车。否则,刹车后的惯性会导致前后车辆出现追尾事故。美国当地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从此全世界就有了完整的三个交通信号灯。这一史实虽无法考证,但交通信号灯从两个灯进化到三个灯反映了人类认识的精细化过程。

  我国的法律也是这样来定位三个灯的不同功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6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换句话说:红灯是禁行灯,绿灯是准行灯,黄灯是警示灯,或者叫“过渡灯”。中国人在这一规则下已生活了几十年。但在新中国历史上,我们曾有两次试图改变这一规则,但都因违背自然规律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终以失败而告终。

  次发生在期间,将“红灯停,绿灯行”,改为“红灯行,绿灯停”。从此,交通事故频发,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次发生于2013年。这次倒不是改变“红灯停,绿灯行”规则,但想改变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灯,黄灯的规则。2012年,公安部23号令修订和公布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提高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此配套的《公安部令23、124号一百问》,将抢黄灯行为列入“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为,给予与抢红灯一样的处罚。这一新规则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时追尾事故频发,全国一片哗然,争议四起。在一片反对声中,有关部门已宣布暂停“黄灯处罚”规则的执行……

  对于这两件事,决策者和立法者原本都是出于好心,但都办了“坏事”。关于件事,它违反了驾车者对红灯会比对绿灯更警觉的科学事实,加上与国际规则相悖,并一改过去的习惯,怎么可能不导致大量事故。关于第二件事,立法者是鉴于现实中有些事故是由于当事人抢“黄灯”造成的,因而决定对闯黄灯者给予与闯红灯一样的处罚,目的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但是,决策者恰恰忽视了:中国的车辆也是在这三个交通信号灯下通行的,并且在这样的规则下运行了几十年:绿灯让车辆通行,红灯禁止车辆通行,黄灯作为警示灯,提醒车辆根据具体情况,或者抓紧通过,或者停下来。因而闯红灯属于违法,应当受到处罚(以前是罚款,现在是罚款加扣分);而闯黄灯不属于违法,因而不受处罚。这是以前的习惯和现状。现规定对闯黄灯也要处罚,其实是取消了黄灯,延长了红灯。暂不讨论它的合法性(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嫌),就科学性而论恰恰违反了牛顿定律,让人类从“红灯——绿灯——黄灯”时代重新退回到先前的“红灯——绿灯”时代。

  马克思认为,法律只不过是服从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格劳秀斯说:“自然法是如此不可改变,甚至连上帝自己也不能对它加以任何改变。”格劳秀斯这里说的自然法,其实就是指客观规律。自然法不可违反,其实就是客观规律不得违反。这就是说,立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也就是要求“科学立法”。“科学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要求。所谓“科学立法”,就是要求我们所立法律内容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要行得通。立法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就难免会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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