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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那头的人愣了好久。

许久周豪才再次开口，透着几分咬牙切齿，

“好样的，既然这样我们法庭见。”

电话给挂断，我捂着心口大口大口喘着气。

这些年周豪每天一小闹，三天一大闹，样样都要和周洁争个高低。

家里分个东西都要用上刻度尺，必须大小重量一致。

这把刻度尺，至今还挂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

记得那年周豪六岁，周洁也就长他一岁。

邻居张嫂热心肠，将刚烙好的芝麻饼送了两块过来。

周豪眼尖，指着最大的那块，叫嚷着那块是他的。

周洁很懂事，不愿我为难，不和弟弟争。

我却不能因为女儿懂事而委屈她。

我把芝麻饼捏在手里，用刻度尺仔细丈量。

量好直径和周长，还称了克数。

做好这些，我才把饼切好，分给两个孩子。

可即便是这样，周豪还是要闹。

他在地上打滚哭嚎，说他的那块芝麻比较少。

那时的周豪年纪太小，身体又不好。

老伴和我只能耐着性子哄他。

我们重新给他补了几粒芝麻上去，才勉强安抚住他。

那以后，家里的一切似乎都成了“量化考核”。

吃个橘子也要挑个头大小一样的，还要上秤测量重量；

铅笔橡皮擦之类的文具要买同一批次的，必须绝对公平；

就连买的新衣服，价钱上也不能有差距。

周洁需要买内衣，他不用，就需要多给他零花钱补上差价；

周洁从小成绩好，经常得“三好学生奖”。

周豪没有。

他就会回家和我们大闹，说我们偏心，说我们偷偷给老师送礼。

我和老伴没办法，只能去求老师。

好说歹说，才让老师补了张“进步奖”给他。

这事才勉强翻篇。

为了这份几乎病态般的“公平”，我和丈夫活成精密的仪器。

我们做了那么多，以为能让两个孩子都能感受到一碗水端平的爱。

可我们却忽略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刻度尺来衡量。

人心不是秤。

周豪越是长大，就变得越偏执越敏感。

他看不见我和老伴渐生的白发，看不见周洁的优秀和上进，

只看得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不是比周洁小了一点。

女儿听说我们被告的事，专门从京市请假赶回来。

女儿抱住我安慰，

“妈妈别怕，他告不赢的。”

我看着女儿眼底的红血丝，心中揪着疼。

她工作忙，还要为了家里这点破事，连夜赶回来。

老伴靠在椅子上连连叹气，哀莫大于心死。

他这人好强，当了半辈子的技术骨干，从来都是别人求着他办事。

如今老了，还要被泼一身“家庭虐待”的脏水，脊梁骨都要被戳穿。

周洁安抚我们，

“我这就去找律师，爸爸妈妈，你们别担心。”

“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我红着眼点头。

但我知道，其实周豪要的从不是公道。

他只是逼我们低头，他只是不高兴了就想把这个家给拆了。

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跪着把“公平”捧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