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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以农夫言之，中国许人买卖田产，故人各得小区之地，难于用机器以为耕，无论农学未开，不知改良。而田主率非自耕，多为佃户，出租既贵，水旱非时，终岁劳动，胼手胝足，举家兼勤，不足事畜，食薯煮粥，犹不充饥，甚者鬻子以偿租税，菜色褛衣，其困苦有不忍言者。即使农学遍设，物种大明，化料具备，机器大用，与欧美齐；而田区既小，终难均一，大田者或多荒芜，而小区者徒劳心力；或且无田以为耕，饥寒乞丐，流离沟壑。此不惟中国为然，自美洲新辟得有大田外，各国殆皆不能免焉；而亚洲各旧国，地少人多，殆尤甚者也。

　　孔子昔已忧之，故创井田之法，而后人人不忧饥寒；而此方格之事，非新辟之国实不能行。若孔子所谓“盖均无贫”，则义之至也。

　　后儒日发均田之说，又为限民名田之法，王莽不得其道而妄行之，则适以致乱。英人傅氏之论生计，欲以十里养千人为大井田，其意仁甚，然亦不可行也；盖许人民买卖私产，既各有私产，则贫富不齐，终无由均。若如荷兰之治爪哇，有地头主，领地于国而下税于民，则为重税如诸侯天子矣，盖非太平之道。然则虽有仁人，欲使全地养民，无冻馁之患，无不均之忧，实不可得也。

　　故以今之治法，虽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致生民之食安乐，农人之得均养也。或亦能倡共产之法，而有家有国，自私方甚；有家则一身而妻子待养，有国则陈兵而租税日增，以此制度而欲行共产之说，犹往南而北其辙也，无论法国革命时不能行之，即美国至今亦万不能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