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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本设有三口通商大臣，专管洋务海防各事宜，但三口通商大臣并无管辖地方官吏的行政权，一旦有事，必须函商直隶总督，而直隶总督府当时设在河北省城保定，与天津相隔数百里，缓不济急。工部尚书毛昶熙在会同曾国藩查办津案时，了解到这一情况，津案办结后，他即上折奏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职务由直隶总督兼理。

　　在恭亲王奕?等人的支持下，朝廷接受毛昶熙的建议，撤去三口通商大臣，职权并归直隶总督，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设于天津的通商大臣衙署随之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按照上谕规定，每逢海河春融开冻，李鸿章便移往天津理政，至冬封河后，再回保定，但如果天津遇到紧急情况，比如爆发津案这一类，允许李鸿章打破常规，暂不回保定，换句话说，直督大多数时间都将驻于天津而不是保定。

　　这是李鸿章任直督后不到三个月就发生的事。原先直督虽为疆臣之首，但终究还只是地方官员，且主要负责内政，三口通商大臣专管清王朝的通商、外交、海防等，属于全国性官员，然而因受直督牵制，实际职权却比较有限。李鸿章一身兼两任，集关键地区官员和全国性官员的双重职权于一身，自此以后，凡国家重大的内政外交事宜，朝廷均需征求其意见后才能定夺，这样一来，李鸿章不但在汉臣中权势最重，甚至就连皇家的王公大臣在实权方面，也对之望尘莫及，故而海内外有舆论认为，直隶总督府“几有成为清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朝廷的首脑人物”。

　　对于自己在官场上的这一跃升，李鸿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向来热衷做官，而且是做大官，因为这可以给他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和条件，如今的显赫地位，更可以使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和担当得到实现，忧的是整个清王朝在饱经战争和忧患之后，国力已消耗殆尽，复苏不易，而且仍必须不断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

　　客观地说，在同时代的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他对于时局的转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时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处于大变局之下，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便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有识之士。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即在苦闷彷徨中探索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也因此被视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尔后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不仅将之继承下来，而且与林则徐、魏源只是提出美好的设想和愿望不同，他真正进行了实践，并通过变法，将前人的方案扩展为“师夷长技以自强”。他认为，只有变法才能自强，只有自强才有出路，他期望着以此拯救大清王朝于危难之中，“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同样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人，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均秉持着这一理念，尤其曾、左、沈等在与太平军和捻军较量的过程中，也走了与李鸿章一样的实践道路。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统一称为洋务派，将他们的自强运动称为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