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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李鸿章与森有礼激烈舌战达七个小时之久。看到日本根本不愿受《中日修好条规》的制约，而朝鲜亦无力量抵御日本，李鸿章深感朝鲜问题之棘手。对于江华岛事件，李鸿章的想法是息事宁人，劝朝鲜忍辱负重，和日本通商修约，以期不让日本有继续动武的借口，并避免中国卷入这场纠纷。

　　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详细报告了与森有礼激辩的情形，以及自己对于处理江华岛事件的设想。总理衙门一面照会森有礼，重申中朝的宗藩关系，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中日修好条规》中不得侵犯朝鲜的规定；一面按照李鸿章的具体建议，奏请礼部让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与之进行谈判。

　　年2月底，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条约规定除釜山外，要再向日本开放两个港口，此外日本还取得了对于在朝通商口岸的租地造屋、自由测量海岸、派驻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至此，一直闭关自守的朝鲜被打开了大门。

　　日本要效法西方大国，实行对外殖民扩张，《江华条约》是它在这一过程中所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后，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邦”为由，遇事便与朝鲜直接进行谈判，并竭力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认为，清廷既不肯为朝日关系居间，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廷提出交涉，日本在朝鲜就可以任意而为，直至将其完全吞并，然而，他们显然还是低估了朝鲜在清王朝心目中的重要性。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痛失琉球为标志，传统的宗藩体制逐渐走向解体。即使是那七个较为稳定的藩属国，其中的多数国家，也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完全独立，或者转换身份，成为日本或者西方国家的新殖民地，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对藩国的认识亦发生了很大转变。

　　宗藩体制曾被认为构成了中国的“国防外线”，其以中华文明感召和影响周边政权的做法，更是一度把中国推向了亚洲文明的中心位置。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一幻象，与此同时，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进程和轨道，被西方势力的东来所打断，自顾不暇，也再无足够的力量和意愿，对周边非主流文明继续进行影响和指导。

　　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李鸿章提出了“弃藩邦，保疆土”。这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意谓当属国遭到西方国家入侵时，中国为避免与西方国家造成直接冲突乃至发生战争，以致令自己的利益受损，放弃原有的宗主国地位，重新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弃藩邦，保疆土”也并不是绝对的，尤其对于朝鲜，更是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