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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鸿章外交和开化势力的作用下，朝鲜在与西方国家缔约通商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李熙与其伯父、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宰相）李最应都透露，朝鲜愿意与西方缔约通商。年2月，何如璋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报告了此事，当月，朝鲜官员李容肃来天津，公开使命仍为练兵制器，但实际带来了李最应等人愿与西方缔约通商的正式意见，并向李鸿章咨询相关事宜。

　　如何处理朝鲜与他国立约通商的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中国面前。此时的朝鲜事务实由李鸿章和何如璋共同主持，何如璋主张中国应派员代为主持立约谈判，或请旨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李鸿章则认为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窒碍难行，原因是朝鲜虽已同意与西方立约，然而并未向中国请旨酌夺，中国自己站到前台，朝鲜未必高兴。再者，从前朝鲜与日本立约，中国并未派员前往主持，现在这么一弄，就算是朝鲜答应，西方国家也未必肯接受。

　　最终，朝廷采纳李鸿章的意见，认为比之于派员代为主持或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从旁指导更为适宜，同时朝廷对朝鲜外交管理体制也做出调整，将由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共同主持，改为责成北洋大臣一人负责。

　　李鸿章仍然首选美国作为朝鲜的签约谈判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薛斐尔；另一方面，在他看来，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比较公平，选择与美国签约，可以为朝鲜与其他西方签约提供一个范本。经过沟通，朝鲜终于同意与美国缔约通商。

　　清廷将朝鲜的意愿通知美国，薛斐尔随即来到天津，参加预定在天津举行的朝美缔约谈判。年底，朝鲜派人来保定面见李鸿章，除带来由朝方拟定的朝美条约初稿外，还请中国在缔约谈判中“代为主持”。

　　朝鲜李氏王朝在与日本签署《江华条约》后，曾经与日本走得较近，与中国反而疏远，但在采取“亲中国，联美国”的政策后，又对宗藩体制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遇事请示汇报，事后咨文致谢。凡此种种，说穿了，其实都是一种小国生存策略，前者是借《江华条约》之机，想依靠日本，排斥中国而独立；后者是欲利用清廷“保藩固边”的对朝战略，将中国视为抵御外来势力的挡风墙、避风港。

　　正是知道朝鲜有此一己之私，李鸿章才坚持中国要尽可能不为朝鲜站台，朝鲜则反其道而行之，此次请中方全权代理谈判，为的就是想逃避责任，坐享其成，将中国推向风口浪尖，替它解决一系列的棘手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