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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海三条”签订后，朝野对李鸿章有不少批评。云贵总督岑毓英认为，在北圻划界，等于将界线以南之地拱手相让，十分不妥。“宝海三条”在规定由中法共同对北圻进行保护的同时，提出要“驱逐沿境滋事匪徒”，实际是让黑旗军退出北圻。岑毓英极力反对，主张对黑旗军应予保护和利用，不能听任法国人将其驱逐。

　　岑毓英还只是就事论事，朝廷中以清流派为代表的主战官员就没这么客气了，他们指责李鸿章在谈判中过于软弱，应予惩处。

　　清廷不可能不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因此对协议内容并不完全满意，但是考虑到越南问题旷日持久且鞭长莫及，非常难办，“宝海三条”终究为外交解决中法争端提供了条件，还是决定予以接受。

　　按照协议，清廷命令在越南北部的滇粤防军酌退若干里，以示和平诚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滇粤防军刚刚撤退，法国却又突然单方面宣布“宝海三条”作废，同时撤销了宝海驻华公使之职。

　　一时舆论鼎沸，朝野对李鸿章响起一片责难之声，就连曾纪泽都对李鸿章表示不满，认为他上了宝海的当，应对谈判失败负责。与“宝海三条”初订时相比，李鸿章骤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他本人对法国出尔反尔、撤使毁约的做法也十分愤怒。

　　吊诡的是，这边大家都说李鸿章被宝海骗了，可是有的外国评论家却也说“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事实上，宝海被撤，并不是如有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已经成功完成了欺骗中国、暗度陈仓的使命，可以功成身退了，而是和李鸿章的尴尬处境相仿——法国认为他在谈判时太软弱，让步太多，让法国吃了亏！

　　法国政局变动太快，此已非彼，原本法国外交部对“宝海三条”其实是看好的，外交部长杜克列在致宝海的电报中，曾说协议完全可以接受。可是随后改组了，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认为前任内阁“迂缓”，当断不断。他们主张采取更为激进的战略，故而断然否决了“宝海三条”。

　　随着“宝海三条”的作废，北圻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加强了对越军的进攻。年3月日，位于红河入海处的南定被法军占领，中法争端进一步升级。清廷上谕命滇、桂前线向境外增派军队，加强防务，又命李鸿章迅速赴广东筹划战备，粤西三省所有防军归其节制。

　　李鸿章分析形势，从全局出发，认为在中法交涉还未完全破裂之前，中国在决策时还应留有一定余地，以示在战争和外交解决之间可进可退。

　　北圻地形复杂，与法军相比，滇、桂防军更为熟悉当地地形，可以各自为守，李鸿章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尚不敢过于深入。攻取南定，无非还是想胁以必从，所以暂时没必要大举南征。

　　按照李鸿章的意见，清廷同意他暂驻上海，待统筹全局后，再定进止。5月日，李鸿章到达上海，一方面要通过与洋人接触，设法了解法国的动态以及列国对中法争端的看法；另一方面，还不断与朝廷和前线官员函电联系，商讨调兵布防、运送枪械、筹饷等事宜，为战争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