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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镇南关大捷后，法国陷入混乱，茹费理被迫辞职，标志着法国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实际亦非如此。

　　茹费理内阁倒台后，新内阁要一星期后才能成立。这边茹费理刚刚宣布辞职，那边法国议会紧接着就开始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第二天，议会就通过了茹费理在下台前所提出的增拨军费议案，并计划在新内阁成立后，向越南增兵万人，分三路复攻谅山。

　　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取得的成绩仍然有限，经济实力同西方大国相比，仍然相差甚远。有数据显示，中国当时已在战争中耗资白银三千余万两，大量的军费开支，早已使得中央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而法国的军费增拨案说通过就通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清廷有决心与法军决一死战，也难免会心有余而心不足。

　　让清廷感到更为担忧和焦虑的是，中法战争若继续延伸和扩大，日本也可能加入对华战团。法国以私人贷款的方式，给日本提供了一百万日元，作为日本在朝鲜扩张的费用。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就甲申政变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伊藤博文在经过上海时，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了秘密接触。清廷对此疑虑重重，认为法国若果真与日本达成协约，对中国实施南北夹击，战事将愈不可为。

　　年3月日，即茹费理被迫辞职的当天，军机处基本同意了赫德所提议和方案，即中法彼此停战，华军撤回关内，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等。

　　值得一提的是，曾纪泽在同一天致电清廷，也赞同和谈，并建议趁法国新内阁尚未成立或刚成立之际，从速完成谈判。曾纪泽一向都属于主战派，但作为驻外使节和中国顶尖的外交家，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西方大国实力的认识，显然比国内的主战派要更实在，也更清醒。

　　法国方面，毕竟刚刚打了败仗，见中方在这种情况下，仍愿意恪守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不禁也有喜出望外之感。在新内阁尚未成立的情况下，总统格雷维采取非常措施，将签字权授予旧内阁。4月4日下午，金登干与法方代表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

　　几天后，清廷发布停战撤兵谕旨，电令沿海及滇桂督府撤兵，这就是所谓的“乘胜即收”。前线尤其北圻东线将士对此反应强烈，清廷两降严旨退兵，并在这两道严旨中，强调若不“乘胜即收”，中方将不得不接受“战事益无把握”“越地终非我有”“台湾一失难复”等后果。

　　在清廷的严旨催促下，自4月下旬起，援越华军及刘永福的黑旗军先后撤离越境，返回中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