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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灯所有的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看电影，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现在人们想看电影或者演唱会什么的只管到电影院或体育馆买票看就是了，但在“文革”时期就不是这样了。那时的电影演出都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我叫阮哲，是1963年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那时候，严格来讲，咱们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的电影、小说、交通信号灯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娱乐消遣而准的。广州每年开两次交易会，外宾来了总不能让人家天天干坐在宾馆里，要给人家找点娱乐节目，还要趁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文革”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啊。就这样，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因此，广州的文娱活动相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要丰富一些，我们也跟着沾光看了不少专门为广交会外宾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而他的一位同事就比较跋扈，经常是只要好票，没有好票有时还骂人。
我们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父亲能拿到这个票，想看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时候就会来找我父亲。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他们，帮他们拿票。反正不用钱，做个顺水人情有什么不好？父亲有时候一次便拿回几十张票。不过每次父亲也会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把票交给不认识的人，更不能卖。
在中山纪念堂看戏，一方面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一些电风扇。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交通信号灯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厅里热得要死，而且观众不得半途离场。交通信号灯而演出呢，如果没看过，看一两场还有些新鲜，看多了也没多少意思。那时候的文艺作品非常单调，都在突出政治。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个歌舞团的演出，看到后来实在没兴趣看了想走，走到门口，守门的不让走，一定要到散场的时候才让走。他不但不让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其实这些服务员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务员，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们对人，有时候是很凶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没坐多久，实在受不了那份闷热，又跑了出来。守门的那个阿姨还是不让走，这回哥哥想到办法了，他跟那个阿姨讲：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这一招奏效了，那人看着我们两兄弟。我哥长得有几分像父亲，我是一点也不像。她看了一会就说：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说的是我爸的花名。我哥说是。她看看，咱们两个小孩满头大汗，看来没有可疑，才放我们走。我们一出中山纪念堂演出厅的门，门外边园子里还有人，马上就盯住了我们，叫道：干什么的？不许走！把我们吓了一跳。门里的阿姨赶紧解释说，他们是肥佬阮的仔（广州话，儿子的意思）。这样，我们才得以脱离那个大蒸笼。
保卫工作做到了这样，不时地还是会出事。有一回，父亲回到家就一个个地问，给你们票自己去看了没有，有没有给不认识的人。一遍遍都问过了，每张票都有着落了，父亲才放心。原来在中山纪念堂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只看到我爸拿票回来送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们拿的每张票为了安全考虑，都是有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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