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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战争才能中断这出漫标志牌长的独幕剧
这个世界上不乏忠贞如珀涅罗珀的作家，他们是艺术的浩瀚星河中某座孤悬小岛上的长驻军，致力于短篇小说的构制，而不事长篇的写作。从契诃夫到鲁迅，从博尔赫斯到卡佛，再到新晋的诺奖得主门罗，这份埃柯笔下无限的清单，导向的是不可遏制的书写诱惑和欲望，它揭示了人类对简洁、瞬间与戛然而止的偏好。而那些以长篇闻世的作家，往往不能抵御短篇撩拨人心的暗示，施展出一种惊人的平衡术，游走于短篇所不可或缺的顿悟、决断力与丰沛而敏感的心性以及长篇在亟需耐心、统驭力与大巧若拙的设计之间。长短之隔，不仅显现为技巧手法的殊异，更在于美学范式的迁移。因之，小说家的越界尝试在拓展写作疆域的同时，也承受着趣味裂变所带来的风险。而我们，悠闲的读者，苛刻的评论家，则可藉由短篇一窥作家的天赋、估量他的水准线，他的长篇，那些挥洒的浓墨，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秘密——他诉诸纸页的言说所蕴藉的炽热和亮度，以及他的想象力可能达致的极限。
本·奥克瑞的书写轨迹似乎便遵循着这种隐秘的召唤。1986年，在相继出版《花与影》、《内部景观》等两部长篇小说并赢得了小范围的声誉之后，奥克瑞推出了短篇小说集《圣地事件》。次年，奥克瑞凭借此作将“英联邦作家奖（非洲组别）”、《巴黎评论》的“阿卡罕小说奖”揽入怀中，他也随之声名鹊起。作为新世代的尼日利亚作家，他传承了图图奥拉、阿契贝与索因卡的衣钵，英语文学中的“非洲传统”再次被照亮。
非洲的往昔和现实交织成一个空蒙恍惚的谜团，它是丰裕的馈赠，也像扰乱心智的幻象，暗流涌动，波诡云谲。小说家羡艳这样的宏富，为其诱惑，迈步入内，却发现立于出口的是一道窄门。他置身其间的情境紧张而满含讽喻，是经验在凝视他，继而步步紧逼，迫使他做出姿态性的表述。小说家对经验的审视、检省乃至融炼，消失于种族焦虑、殖民归罪和历史阴霾之中，他必须抑止情思、收拢目光。假如他未及就肤色、宗主国、殖民惨史、新文化霸权抒之以慨然痛切，便兀自触摸生活、感知日常、叙写非洲的日月星辰，那么迎候他的将是后殖民的刀斧手们早已编就的罗网，内中横列着他的隐遁、失察与作为被奴役者令人痛心的殖民无意识。论者的谴责与非难，都属于非官方的训谕，却具有强力禁制难以蕴藉的效力，小说家必须先在凄苦的历史叙事和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裁断之前宣誓且署名，才获准进入他的应许之地——似水流年和隐于其后的凡俗世界。“去政治化的政治”业已成为众矢之的，匆匆忙忙的学者们开启了另一轮“再政治化的绑架”。
奥克瑞的困境也许就在于，身处一种界域分明的语境之中，呈现什么远比如何呈现显得重要。终，两者的缠斗简化为我们熟悉的情境——小说家不得不在历史的单向纵深和浮浅的高妙技巧间作出抉择。类似的草率化约阻断了小说家通往复杂性的路径，生活的褶皱被汹涌的敌意所淹没，代之以暴烈干涩的直白，他退守到一间姿势僵化的无菌病房里，那里有经过调试的可靠“现实”，人事皆一目了然，更有良知、道义、赤诚诸美誉来补偿他对美学的背叛。为了跳脱出这个陷溺了无数天才的泥淖，奥克瑞诉诸传统的魔力，它依然葆有时间赋予的神秘与尊崇，而在挑剔的学者那里，传统是西方现代性的他者，作为异质文明的源生能量，野性、仪式、幻术，凡此种种，交通信号灯都将使启蒙神话的叙事支离破碎。十字路口的奥克瑞，正是借道传统，方得以迂回潜入现实。《圣地事件》收录的八部短制，半数篇章漂浮着传统的暗云，碎影斑驳，诡魅非常。非洲经验润泽了奥克瑞的全副感官，它们交绕汇流成不可名状的情绪自笔端漫溢纸上，点染了昏沉的人物、破碎的琐事，一片雾气氤氲中，时间、事件、意志、理智、执念纷纷然地失去重心，明晰的叙事、那个言语原本所能照亮的灼灼世界忽的不知所终。譬如同名短篇《圣地事件》中的安德森，先是不巧丢了工作，又逢霉运临门，大腿为两根锈钉所伤，安德森既然失业无所定，嗣后更因疗治病创一文不名，苦心维系的卑微生活竟至瘫痪，去乡多日的他便决意重返故里，探亲访友之外，多少有些在滋养生命的原乡完成自我疗养与救赎的憧憬。一路颠簸，偶有变故，安德森的返乡旅程大抵顺遂，小说行进至此，色调青灰偏暖，却未至于朦胧不辨。
变化始于“雕像”这一节，安德森自昏迷中苏醒，村中类似祭司与先知的角色将他拖曳进入了一场净身典礼，安德森的魂魄好似中邪的傀儡，任人牵引——“她打开第二扇门，试着打开第三扇门，但没能打开……安德森终于走进门里——但他失去了知觉”。领受了教诲的安德森重拾入城的行囊，诸如食人兽之类的幻觉仍试图袭扰他的心志，但涤除了灵魂杂质的安德森好似有了避身所，“当它们终于融入滚滚热浪时，安德森结束了生命中一段新的质朴经历，继续自己的旅程”。这样的故事，寓意大约是有，但若力证其实，便失却了风味。内中的《差异》、《假面舞会》与《一段秘史》皆是这一脉的意绪，不是不可解，而是怕强作解人，或是长篇宏论、巨细靡遗，有了逻辑的自洽，却少了介于不明就里与纤毫毕现之间的那一层婉曲微妙。本雅明的灵晕似不能涵括奥克瑞鬼魅也似的舞步，它们凛凛地透着奥尔巴赫所谓的妖氛。
如果说上述篇什是奥克瑞以云中人的视角透视今昔，旋即低空掠过非洲大陆的在地书写，那么在另外一些时刻，他真正地进入了非洲，进入了他熟悉的尼日利亚。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之外，在那块似乎被战争、饥饿、艾滋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大陆之外，还有一个非洲，一个一样在世俗中起落的非洲，这些劳作不息的生灵与我们同在晨光熹微中沐浴现代生活的恩泽，落日余晖下，他们也为荒原中的分裂感所折磨。
奥克瑞致力于重塑日常意义上的尼日利亚，人们首先必须与内心的欲望达成妥协，才能维持生活的平衡，由此生发出物性的恒常。疲倦，厌恶，虚无，甚至恶心，那些恒常赋予我们的心理症候，同样如影子般尾随着《聚合的城市》里的阿高迪和《歪曲的祷辞》中的萨巴叔叔。只有战争才能中断这出漫长的独幕剧，而一旦初的毁灭与震颤退去，战乱频仍成为一种常态，惊恐为渐次展开的诸般俗务消解，时间安抚了敏感的心性，则战争也不过是一味辛辣的佐料，就像身处尼日利亚内战中的人们依然在《桥下的笑声》里葆有好奇，依然伴着尸体尽兴起舞，就像叙事者隔着层层迷雾的追忆，“我记得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我却不知道美在何处。警笛长鸣，交通信号灯消防车呼啸而过，仿佛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正在举办一场疯狂的盛宴”。
唯有暴力蕴涵的否定性能量，它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人拖入悚栗的深渊。尤让我们心惊的是普通人无来由的恶，战前憨直的农民之子一换上军装，便倚仗手中的施展暴力。枪托抡起，继而落在“我”的头上，一个十岁的男孩，仅仅因为他“过于”地接受了小学教育，便成为民族猜忌与阶层对峙的宣泄对象，男孩的伤口，鲜血滴落，尼日利亚的伤口，又有谁能弥合？《桥下的笑声》意趣并不在此，但“庸众的暴力”塑就的那一片阴霾却挥之不去。
奥克瑞囤积的想象力和堪与大师比肩的反讽技艺在篇幅长的《售梦人的八月》中以舒缓的节奏翩然释放。顾名思义，阿杰卡诺·乔酷嗜记录梦境，他开设有诸如“让生活掉进钱眼里”与“宇宙力量”之类的函授课程，同时撰写清新可读的励志小册子贩与街民以勉力维持生计。小说中的故事碎散无边，大多是场面的速写，依傍机敏俏皮的对话自然绵延，即使旁涉幻境，也是顺意而下，不显生涩。有些短篇小说，处心积虑地向某种寓意靠拢，奥克瑞避开了这种讨巧的手法，他撷取的生活景致，很难说内里有什么必然的牵连，但在他的统摄调度下，了无人工撮合的痕迹，无论是老友“轰炸机”向乔借屋偷欢，还是乔趁醉撩拨莎拉终而得逞，抑或他因某次不举而求方于江湖游医，都流露出别致的况味。
2011年，奥克瑞在接受《国家》杂志专访时，尝言“我成长于斯的传统中展现了现实的各种维度：传奇、神话、祖先、灵魂以及死亡……凡此种种，促使我深思：何为现实？现实之于个体，不尽相同。每一种现实都需要一种言说方式。我们一厢情愿地将世界视为理智而的存在，毫不费力地将之尽收眼底，然而从生活中喷涌而出的意外使我们幡然顿悟，在生活的肌理之外，仍有万般生机。生命之流绵延，神秘之物翩跹，我为之倾倒而迷醉。交通信号灯芸芸众生，以己之情，以千秋之世，观照现实。红尘之中，现实难有定数，无人能得以豁免”。《圣地事件》中的安德森，“得从那张令人敬畏、极富雕像师特征的脸上减去七年的光阴，才能认出自己的叔叔”，而我们，得将现实的虚肿矫饰翦除剔净，再搁几块嶙峋的怪石，添上昨夜星痕的隐秘光环，才能辨识出奥克瑞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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